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祥敏表示：“精准把握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新趋势，对于推动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从顶层设计和理念转型

看媒体深度融合全新历史方位

记者：您认为2021年我们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上显现了哪些新特点、新现象？

曾祥敏：总体而言，可称之为体系铺就、顶层突破、生态焕新、探索多元。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3个方面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

经过一年半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在我国融媒体建设初见成效的基础上，2021年又显现出诸多体系完善、重点突出的新现象和新发展。

第一，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四级融合发展布局初具框架，尤其是作为连接“央—省—市—县”全媒体传播体系中间一环的市级媒体，初步纳入四级融合纵深发展。

根据我们连续两年的全国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情况调研，市级媒体之前在政策支持、机制建构、融合生产、人才技术、平台合作上都处于弱势，很多市级媒体还没有真正开始进行组织架构变革和生产流程重塑的融合转型实践，处于一种“佛系隐身”的停滞状态。

但在2021年，虽然与央媒、省媒、县媒相比，市级媒体的融合发展仍处于相对弱势，但差异数值较此前发生了同比缩小的正向变化。

市级媒体的融合机制正在朝向“移动优先”发生变革，根据我们的调研，全媒体人才数量增加、绩效考核侧重、发稿优先是3方面最主要的发展。

第二，以体制机制突破为引领的媒体深度融合持续发展。

《意见》中提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

体制机制成为新型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转向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涉及通过顶层设计建立集约高效、重点突出的全媒体生态型互联网平台，还包括优化组织管理和运维机制，针对固定部门和柔性组织、生产经营和激励方式等进行系统化、差异化、有侧重的制度性建设。

经过我们的深度调查，发现围绕内容建设提质增效的体制机制突破成为主流媒体的发力重点，尤其体现在采编流程融合创新、组织架构一体化、内容生产体系和传播链条建设这3个方面。

第三，新型主流媒体平台朝向生态化发展，着力进行新闻端口之上的综合资源建设。

2021年，主流媒体继续探索建立作为新闻端口之上的政务、服务、商务资源综合体，构建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多功能生态级平台逐渐成为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共识。

首先，“新闻+政务”依然是拓展主流媒体平台功能生态的首选。

“新闻+政务”的主流媒体平台业务拓展是基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的媒体发展模式，随着媒体区域云平台建设的不断完善，地方媒体接入或与政府共建政务垂直内容成为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表现形式。

其次，“新闻+公共服务”的后疫情特征明显。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就业、医疗、教育成为排名前三的主流媒体垂直公共服务建设——后疫情时代，全面推进复工复产成为首要任务，搭建就业信息互联网平台响应了解决燃眉之急、助力社会治理的时代需求，而在疫情之中催生的人们对医疗健康的急剧关注、线上教育的迅速发展等，也成为主流媒体公共服务功能布局的重点。

再次，“新闻+商务”综合经营模式中的移动直播显现出动能，主要体现在赢利模式的变化，即以直播带货为代表的电商引流合作超过以广告投放为代表的传统商品推广，成为新兴的主流媒体商务经营渠道。

但目前主流媒体的直播带货多以公益为主，尤其是在后疫情、全面小康的时代环境下，主流媒体有着持续自我造血和社会责任担当的双重任务，从传统的电视购物到直播带货的转变绝不仅是平台渠道的更替，更是规则玩法的重新洗牌。

第四，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我国打造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的同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5·31”讲话从战略高度部署我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因此，国际传播能力的加强理应成为我国各层级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中的目标之一。

我国央级媒体、省级媒体乃至市级、县级媒体都参与到国际传播的协同体系中，发挥各自所长，形成全球化、差异化、周边国家区域化的内容生产与传播体系。

第五，区域、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积极探索，涌现出颇多亮点。

比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媒体中心成为北京首家由事业单位整建制转为企业方式运营的融媒体中心，探索自我造血、可持续发展的融合转型之路。

北京市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创立“社区新闻发声人”工作模式，至今已经到第3个阶段，深度参与社区治理、服务群众需求，成为积极探索基层宣传规律的重要实践。

第六，围绕内容延展的多元用户网络关系正在搭建。

《意见》强调主流媒体要“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当下，互联网商业平台用众包逻辑构建了全新的信息环境，培养了用户全新的信息消费习惯，这对主流媒体在内容生产思维和平台搭建逻辑都产生了能动的反作用。

从调研结果发现的主流媒体连接用户的主观逻辑和行动实践变化出发，2021年，主流媒体在使用网民发布的内容、放出或回复评论、设置讨论话题或专栏、主动招募用户为拍客和通讯员、主动设置连接用户的平台入口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开放尝试，通过记者与用户的问答交流、用户之间的本地话题讨论等，着意搭建能够提升用户社交体验的信息交互社区。

记者：媒体融合规划进顶层设计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据您观察，这期间对媒体融合发展产生了哪些实质性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祥敏：可以说，以规划的顶层设计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实践的顶层设计，推动技术、内容、管理、渠道、平台、经营一体发展。

2020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在2021年3月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保留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

媒体深度融合推进是阶段发展的新起点，是我国媒体融合进入到深水区继续攻坚克难的转型，意味着主流媒体由散点化、试验性的“技术驱动型”创新向一体化、全局性的“生态建构型”融合迈进。

这一年多的时间，主流媒体在技术、内容、管理、渠道、平台、经营这6个方面都有深入发展，其中，我认为在体制机制管理创新、全媒体主力军人才建设、内容链条深度重构上的实质性影响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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